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政协委员们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如何以生态文明理念规划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工业布局？如何处理水源区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如何探索新的水污染治理模式、水资源管理体制和水区利益补偿机制？如何在国家、企业、居民三者之间建立责任和利益协调机制？如何倡导水源区民众培养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这一系列问题都成为委员们热议的焦点。

　　建立试验区有何意义？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是江汉、华北平原与秦巴山地的过渡区，又是秦淮一线南北气候的分水岭地带。

　　地处汉江中上游的丹江口库区，既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区和重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又是长江中上游重点水土保持区，还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重点区域。

　　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人口多、经济欠发达，是国家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较集中的地区。走传统发展之路，将对该区及受水区的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逆转的不良影响。

　　在采访中，委员们建议，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建立“生态试验区”，走绿色发展之路。

　　这不仅有利于坝上、坝下和受水区，而且有利于区内实现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开展绿色扶贫、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鄂豫陕3省中线水源区具有跨行政区划、资源秉赋突出、生态系统敏感、扶贫任务艰巨的代表性，为此建议将其作为国家生态保护综合改革试验区。

　　农工党中央长期关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保护问题。农工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石光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农工党中央提出了建立“生态试验区”的建议。其基本思路是，通过发展生态经济，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通过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改善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将生态移民、扶贫开发移民、工程移民有机结合起来，减轻生态脆弱地区的承载压力。

　　针对地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淅川县的环境保护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提出，设立“南水北调河南省淅川国家水资源特殊保护区”，以更好地解决优质供水和旅游业发展之间的矛盾。

　　张亚忠建议，淅川县地处豫鄂陕3省接合部，建议在淅川县设立高规格的特殊功能区。国家工业发展布局、金融财政、旅游发展等方面给予其特殊的扶持政策，以实现当地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这将有利于库区水资源保护的整体协调和对库区水质的有效监督，也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在政策扶持方面，委员们建议制定切合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实际的产业发展及配套政策，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产业发展基金，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长远发展、水源安全保障给予特殊的政策扶持。

　　在水污染防治政策方面，委员们提出，针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战略地位，进一步加大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规划项目的国家投资比例，并优先安排列入规划的项目纳入近期实施范围。

　　委员们还认为，国家制定受水区水价时，应在深入研究工程因素、水务公司的经营因素、治污因素的同时，充分考虑水资源绿色财富的“外部经济性”，使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建设能够持久地从市场水价中获取部分稳定的回报。

　　补偿机制亟待完善

　　众所周知，南水北调水源的水质安全是中线工程成功的关键。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生态保护涉及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的陕西、湖北、河南3省。当地经济发展的要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面临脱贫和发展经济的巨大压力。

　　过去几年，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加快建立水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从2008年开始，国务院对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实施了生态环境补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依然需要完善。

　　农工党中央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给库区带来了巨大挑战，高标准的水质保护要求带来的压力明显，库区人民发展权利的丧失需要得到弥补，迫切需要加快完善和建立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区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

　　这位负责人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生态环境补偿依据应该考虑3种成本。一是中线水源区带来的经济损失(如企业关停、移民、淹没和资源的损失)成本；二是水源区为达到(饮用水源)环境的高标准，增加的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投资及其运行费用成本；三是作为核心水源区，因环境标准的提高致使某些产业发展受限、投资减少等导致发展机会的减少、丧失所损失的成本。

　　生态补偿怎么补？

　　在采访中，委员们强调最多的就是生态环境补偿标准要考虑不同的补偿成本需求。

　　诸如用于水源区天然林维护、退耕还林(草)工程、荒山造生态林、城市污水治理，全部污水处理设施运行、建设垃圾填埋场及其运行相关投资及费用等等。因此委员建议国家“十二五”期间逐步提高生态环境补偿水平。

　　石光树介绍，我们建议，在制定建设期和运行期实施差别化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

　　第一阶段建设期主要实施政府主导型政策。目前，应该抓紧制定生态环境补偿资金的使用分配规定，如生态建设(包括水土保持)、环保投入(工业、生活、面源等)、关停企业损失、人均财力等；结合《规划》的实施，采用一般性转移支付加上规划专项资金的转移，逐步提高补偿标准。资金来源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财政。

　　第二阶段运行期主要实施市场主导型政策。主要考虑生态建设及环保工程的运行维护费用，考虑水源区绿色产业的扶持力度，弥补地方发展机会损失。在继续运用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手段同时，生态环境补偿成本要更多地体现在用户的水价上，可以考虑对调水工程使用者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

　　与此同时，要体现不同分区之间的差别化补偿和区别化管理机制。

　　根据流域水质规划将库区及上游水源区划分为水质安全保障区、水质影响控制区、水源涵养生态建设区，根据治理要求和干流省界断面水质要求制定不同的补偿水平，体现高标准高补偿的原则。

    人大代表谈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黄美缘呼吁

        实现生态补偿的公平合理

    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厦门市政府侨办主任黄美缘认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

　　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态补偿制度不统一、不健全，导致我国有关生态保护措施落实不到位、保护工作不平衡等。

　　具体表现为:一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分散建立，缺乏统一性；二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实践不协调，缺乏可持续性；三是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内容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实施效果不明显，法律制度的权威也受到影响。

　　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体系，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通过生态补偿立法，将生态补偿提到法律制度实施的高度，是生态补偿公平、合理、有效的根本保障。

    全国人大代表刘礼祖建议

        完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林业厅厅长刘礼祖建议，从2011年起，逐年提高中央财政对重点公益林的补偿标准，建立补偿资金多渠道筹集机制。

　　刘礼祖代表介绍，目前，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补偿存在标准偏低、补偿渠道单一等问题，没有真实体现“谁受益谁补偿、谁破坏谁恢复、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不利于预防生态破坏。
　　对于毁坏森林资源、影响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建设项目，应由建设者向受损者、受害者进行补偿，体现生态补偿的针对性；允许生态公益林入股分成，在不破坏公益林的前提下，探索以森林生态效益入股参与经营性收入分成机制。

    全国人大代表陈秋华提出

        设立专项资金保障补偿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厅厅长陈秋华表示，国家对公益林的补偿仅为每亩每年10元，标准仍然太低。陈秋华代表建议，国家尽快出台生态补偿条例，建立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生态受益地区对生态保护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按照生态补偿的原则，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均衡性转移支付。

    全国人大代表毛小平建议

        改善生态要注重生态修复

    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市长毛小平表示，要使环境更好改善的就要做生态修复。过去我们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不能现在指望它慢慢地就会自然好转，我们要投入相应的一批资金做生态修复。

　　居民搬迁后我们要把绿地和湿地做出来。我们的湿地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湿地都是从沿湖到城市一大片做过去的，非常的壮观，这个湿地就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这实际上就是生态修复工程。你可能投几十亿元，做起来不过几十万平方米。我们沿湖林可能就几十公里、100多公里连成片，这也要作为生态修复工程来做。

　　产业结构布局和调整、居民集中污水处理，以及大规模的生态修复工程的投入和投资。做到这3条，我相信无锡离宜居城市就不远了。

    全国人大代表张秀隆提出

        加大帮扶促农民脱贫致富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委书记张秀隆建议，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对生态保护区的群众加大帮扶力度，促进他们脱贫致富。

　　张秀隆代表举例，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地处广西中部偏东的大瑶山区，是广西最大的水源林保护区和保留完整的天然林区，森林覆盖率高达82％，境内主要河流25条，是珠江流域重要的水源地。为保护当地的生态，从2008年起，广西来宾市对金秀县实施了差别考核，促使当地专心保护生态，发展与生态保护有关的产业。

　　张秀隆代表说，当地群众保护生态使下游群众受益，应该有一种机制让上游群众在生态保护中获益，以增加他们保护生态的积极性。

    建议

实施祁连山生态保护项目

    全国人大代表、肃南县委副书记、县长安国锋认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消除这一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社会成因。也就是通过生态补偿，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资源的过度依赖和掠夺性生产生活方式，最终把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

　　安国锋建议尽快启动实施祁连山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项目，加快推进生态修复工程；大力扶持新兴产业开发和生态经济发展，妥善处理好生态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和农牧民增收的关系，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功能区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对祁连山实行强制性保护，确保西部生态安全。

    恢复东北生态屏障

    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伊春市委书记许兆君表示，经过几十年的高强度开发，国有林区正处在全面转型的关键期。“十二五”期间，要以国有林权改革为突破口，尽快恢复大小兴安岭林区的重要生态屏障作用。

　　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的伊春，是全国开发最早的重点国有林区，也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林地面积4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86％。许兆君说，《大小兴安岭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规划》已开始实施，黑龙江大小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主伐。国家在大小兴安岭林区相继实施的天然林资源保护、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政策，将有助于加快林区传统发展模式的转变，能够更好地促进森林生态的保护。

实现渭河源区综合治理

    发源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渭河源区山大沟深，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地质构造复杂，洪涝、泥石流等灾害频发。因为过度开发，渭河流域出现“上游水干了、中游污染了、下游淤满了”的严峻局面。

　　一旦遭遇突发性暴雨，将直接影响渭河径流的稳定和河道安全以及渭河、黄河下游防洪安全，对中下游人民饮水安全也构成巨大威胁。

　　来自定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刘大江建议，尽快启动实施《甘肃定西渭河源区生态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通过实施水源涵养、植被保护和建设、水土保持、泥石流治理、中小河流治理等工程，提高区域内林草覆盖率及水源涵养功能，有效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趋势，减轻干旱、洪涝、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威胁，保障中下游用水安全。

推进京津水源地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萧玉田认为，“应从输血和造血两个层面推进京津水源地建设，使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两方面同步共进、取得实效。”

　　一瓶清水、一瓶黄沙。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萧玉田进京参会的行李中，这两样物品受到重点保护。水是潮河水，沙是丰宁沙。萧玉田代表想让更多的代表知道河北为“把风沙挡在张承，把清水送进京津”所做出的奉献。萧玉田代表已经连续7年在全国“两会”提出关于生态补偿的建议。“我是个画家，我更是人大代表。”

　　谈起持续关注生态补偿问题的原因，萧玉田代表回答得格外简练。因为经常到丰宁坝上地区写生，萧玉田对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农民生活改变不大的状况深有感触。

建设洱海生态补偿试点

    全国人大代表、大理州委政法委书记茶忠旺建议，把洱海流域纳入国家生态补偿机制并尽快启动。

　　针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和流域水环境保护等重点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因地制宜，帮助编制洱海流域生态补偿方案，给予政策、技术、资金扶持。

　　“建设洱海流域国家生态补偿试点是流域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茶忠旺代表说，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并重，流域经济社会走的是一条具有强力后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